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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綽”的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從不讓人失望。近日，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成果對外發布。

記者獲悉，遺址發掘再次取得重大收獲。本次發掘總計出土文物10000余件，搶救和保護了“榮世子寶”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銀印和“欽賜崇德書院”銅印等為代表的一大批珍貴文物。

此外，遺址內還出土了數量巨大的歷代錢幣，時代上從戰國時期的秦半兩到民國時期的機制幣，延續2000多年，幾乎囊括了四川歷代鑄造并使用的錢幣，對于四川經濟史、貨幣鑄造史和岷江內河航運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價值。

(資料圖片)

“榮世子寶”金印

金、銀、銅印皆有

新出土珍寶萬余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戰場遺址發掘負責人劉志巖介紹，為配合岷江航電和河堤復建工程，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在四川省文物局的領導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眉山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對江口明末戰場遺址開展考古發掘，發掘面積1000平方米，總計出土文物10000余件。搶救和保護了以“榮世子寶”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銀印和“欽賜崇德書院”銅印等為代表的一大批珍貴文物。

“榮世子寶”金印印面已殘，存“榮子寶”三字。考古專家根據2020年度遺址內出土的“蜀世子寶”金印推測，這枚金印應為“榮世子寶”。從印文可知這枚金印為明代榮王世子所擁有，是明代冊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證。

“永昌督理之印”銀印，與2015年公安部門追繳回的金質“永昌大元帥印”的印文風格相似、鑄造時間相同，可知二者為同一批鑄印。“永昌”二字為李自成年號，考古專家據此推測這枚銀印為李自成為求得張獻忠支持，在其稱帝前夕賜予大西軍。

而“欽賜崇德書院”銅印的發現，對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是非常珍貴的實物史料。

“永昌督理之印”銀印

出土延續2000多年的歷代錢幣

幾乎囊括四川“錢幣史”

據介紹，本次考古發掘，拓寬了考古隊員對遺址內涵的認識。他們認識到，江口遺址的主體遺存是1644年張獻忠大西軍與楊展南明軍發生“江口之戰”的古代戰場，但同時也包含了從先秦至民國時期歷代文物的沉積。

遺址內發現大量巴蜀青銅兵器和工具，時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戰國，種類包括柳葉形劍、無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鉞、斤和鑿等，這批青銅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銅兵器的發現，對于研究巴蜀青銅兵器的起源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遺址內還出土了數量巨大的歷代錢幣，時代上從戰國時期的秦半兩到民國時期的機制幣均有發現，延續2000多年，幾乎囊括了四川歷代鑄造并使用的錢幣，對于四川經濟史、貨幣鑄造史和岷江內河航運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價值。

麒麟金印

遺址南部邊界已確認

發掘區中部偏北或為江口之戰發生地

劉志巖介紹，在本次考古發掘中，遺址內出現了大西政權官銀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現象，為考古專家認識戰爭發生地點提供了新線索。本年度出土官銀數量近600錠，集中發現于發掘區的中部偏北，且發現的官銀以張獻忠大西政權的稅銀為主，地點主要來自成都周邊的金堂、大邑、簡陽、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測這批銀錠原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戰中一同沉沒。

在大西政權官銀集中發現區的東側，發現了箭鏃、火銃和鉛彈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銃包括了單眼銃、三眼銃和百子銃等不同的類型；同時還發現了部分燒熔的金銀器，對于文獻中關于江口之戰采用火攻的記載提供了有力證據。“通過這些發現，我們有理由推測這一區域為江口之戰的發生地點或者已經很接近發生地點。”劉志巖說。

此外，通過該年度考古發掘，考古專家已基本確認了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南部邊界，這對于劃定遺址范圍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欽賜崇德書院”銅印

發掘工作創新理念

遺址北部邊界尚待發現

據介紹，本次考古工作以搶救和保護珍貴文物、尋找古代戰場遺跡、確認遺址邊界為主要目的，在發掘工作中創新理念，通過圍堰解決發掘平臺，運用磁法、電法和探地雷達等地球物理探測手段確定發掘區域，在發掘過程中采用RTK和三維掃描等技術設備記錄和提取出土文物的信息，并通過考古工作平臺對相關數據進行管理，保證了本次考古工作科學、有效進行，為今后灘涂考古、淺水埋藏遺址的發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經驗借鑒。

下一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將對本次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進行修復和保護，并根據出土文物的類別，同步開展工藝研究工作；繼續系統開展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考古資料整理工作，并根據工作進度擬定考古報告的出版計劃。

此外，通過本次考古發掘，遺址的南部邊界已經比較清楚，但在工程施工范圍內仍未發現遺址的北部邊界，鑒于遺址的重要性，為科學規劃和保護遺址，需要開展更多的考古勘察工作作為保護支撐。

新出水珍貴文物一覽

“榮世子寶”金印，方形印臺、龜形印鈕，印面已殘，存“榮子寶”三字，根據2020年度遺址內出土的“蜀世子寶”金印推測，這枚金印應為“榮世子寶”。印臺邊長11.24，厚3.28厘米，殘重5915克。“榮”字證明這枚金印原為明常德榮王府之物，“世子”為親王嫡長子，從印文可知這枚金印為明代榮王世子所擁有，是明代冊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證。

“永昌督理之印”銀印，方形印臺、印鈕缺失，印面鑄有九疊篆文“永昌督理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釋文。印臺邊長9、厚0.8厘米，重591.2克。這枚銀印與2015年公安部門追繳回的金質“永昌大元帥印”的印文風格相似、鑄造時間相同，可知二者為同一批鑄印。“永昌”二字為李自成年號，因此推測這枚銀印為李自成為求得張獻忠支持，在其稱帝前夕賜予大西軍，對于研究張獻忠、李自成兩支農民軍關系乃至明末清初的歷史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欽賜崇德書院”銅印，表面鎏金，長方形印臺，龜形印鈕，印面篆書“欽賜崇德書院”六字。印臺長13.9、寬4.16、高2.53厘米，重1245克。“崇德書院”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內講學、刻書的重要場所。吉府“崇德書院”本圖書，無論校勘、版刻、用紙皆為當時翹楚，亦為后世所重，歷來被視為珍本。這枚吉府書院印的發現，對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是非常珍貴的實物史料。